论及中国风格、时代标准的时候，首先要弄清今天的我们是谁?我们已不是过去封闭时代的寡国孤民，而是进入全球化时代的“世界公民”。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文集中说：“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，而成为世界公民”。作为一名世界公民的世界观，与过去的世界观不同，过去我们从本土看世界，没有看到整个世界，或者只看到几个大国，总觉得自己不行，要跟、要追、要超。也就有了悲观主义、有了犬儒思想;或成为亱郞自大的自大狂。就拿油画来说，前者是我们怎么也赶不上西方，学得再好也不可能比肩西方人的成就;后者拿马王堆的漆画或民间木板油彩画说事，说我们二千年前就有油画了，这是那儿跟那儿呀，这油彩与油画是一会事吗?作为世界公民，我们要站在世界的高度、广度、深度看世界，在全球化宏观的语景中来反观自身，总结我们前进路中的经验和教训，正视眼前所发生的问题，既不当犬儒也不能有狹獈的民族主义心理，要有一颗宽阔吸纳世界优秀文化的胸怀。

　　我是一个经历了解放后的种种政治运动，又从事了30来年的史论工作的人，深深体会到艺术的自律性是不可逆转的，它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。所以一听到艺术要有“国家标准”就勾起我许多联想……。

　　我上大学的时候，遇到了批判“中间人物论”，文艺作品要歌颂英雄人物，树立正面人物，突出正面人物，不能搞那些有问题、或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，由此发展到极至是“文革”时期风行的红光亮、高大全概念化、公式化的人物形象，画面上的人物个个红光满面，举手指方向，挺胸朝前走的“样板”相了，这就是长官意志导之的后果。开放后的文艺作品，拨乱反正，逐渐恢复了人性的真实，但现在从文学到影视，几乎是“小人物”当道了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精神缺失，人物矮化。甚至是到了“娱乐至死”的境地，但我相信时代进程中艺术自身的调节。

　　让我体会至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在研究中国油画史料中所发现的问题，让我耿耿于怀。我国早期的西画运动中，一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画家，他们30年代回国后除了写实绘画，还有“决澜社”、“中华独立美术协会”等画会中的画家主张与世界同歩的现代艺术，他们的艺术与世界的现代艺术潮流发展在时差上只慢了半拍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也还是以不同的风格流派，画着抗战题材。二、三十年代的中国油画呈现了多元发展的格局。但在40年代现代艺术最初在延安受到批判，解放后就斩尽杀绝了，形成了只让写实主义“一花独放”的局面。客观上似乎是因战争的原因，但其中不是有更多的人为因素把油画赶向了“独木桥”上了吗?使中国的现代艺术几乎就此断裂了半个世纪，直到 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潮美术运动，重又开始演译。这也说明作为世界语的油画，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，人为的截流改道，迟早还得回到它的发展轨道上。

　　今天，我们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，这是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。触及着每个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。

　　新时期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，出现了我们不曾遇到的许多新问题。如艺术作为商品流通，强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原来评价艺术品的价值尺度，艺术商品的价值与艺术本身价值的不相等，搅乱着人们的价值标准;中、西人士对艺术市场的操作，因观念的差异，存在着不同的价值标准而令人差异;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不同的价值观，带来了价值判断的尴尬;又如90年代崛起的女性艺术，出现了男性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之间不同的价值标准的对峙;而数字化时代到来也带来了感性革命的新时代，所出现的种种新媒材、新艺术，存在着价值评判标准的失语，我们总不能用架上绘画的标准去套到新媒体艺术上吧?因而“时代标准”如何涵盖这林林总总出现的新问题?这不是人为的几句形而上的口号所能涵盖。时代，是个动态的词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，那么其标准，又怎能一劳永逸?时代标准就得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修正更新。今天已不是一花独放的时代，故而时代标准该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其多重性。本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结构，在多元互补中书写着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灿烂篇章。健康、向上，固然，是总体标准，但具体到作品，因评判者各有自已知识结构的偏颇，观念的滞后，就未必能作出正确的评判。